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震动了全国，由此也引起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的重新关注。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的农村市场成为了劣质商品的倾销地，而农民则开始成为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基本消费者和受害者。

　　之所以如此，与正在发生的中国社会结构定型化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结构定型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消费的分层和面对不同阶层的消费市场的形成，也即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场所消费档次完全不同的商品。就奶粉而言，当许多农村地区的婴儿在食用劣质奶粉的时候，城市中的高收入者甚至中等收入者的孩子食用的则是进口的奶粉。

　　近些年来一个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是：那些易于鉴别且危害性大的假冒伪劣商品正在开始退出城市市场，在城市、在高档市场中大体已经绝迹；在城市中猖獗的主要是不易辨别的、大宗的假冒伪劣商品；而一个专门面向农村的价格低廉、其中包含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的市场正在形成。这样，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小城市或小城镇的居民以及大中城市中的低收入者和外来打工人员，就往往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而弱势人群之所以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和受害者，关键在于他们的消费能力以及构成消费能力基础的收入水平。其实，农民成为劣质奶粉的购买者，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会鉴别，更不仅仅因为是某些专家所说的所谓“信息不对称性”，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购买力或者是贫困。

　　假冒伪劣产品当然是不法厂商制造出来的，但面对这些不法厂商，讲过多的话似乎并没有作用。收益与成本是厂商考虑的两个基本因素，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正是成本。无论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还是经销假冒伪劣产品，利润都相当巨大。但问题是，只要存在这样巨大的利润，就一定会有如此广泛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与流行吗？试想，在哪一个社会中，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会有巨大的利润呢？既然都存在这样巨大的利润，那为什么在许多社会中并没有这样普遍的假冒伪劣产品流行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是风险成本。在有的社会中，虽然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的利润也可能是巨大的，大到足以使人们铤而走险的程度，但同时其风险成本也是巨大的：在经济上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在法律上可能要坐大牢，在社会舆论上也可能要承受巨大压力。正是在巨大的利润与巨大的风险成本的权衡之间，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情形正好相反。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的利润同样是巨大的，但为此而需要承担的风险成本却是极小的。小在什么地方？首先是被发现和查处的几率小；其次是被处罚的代价小，许多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很少受到处罚，即使是受到经济上的处罚，也往往无关痛痒。进一步说，降低了其成本，也就是增加了其收益。

　　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者“收益大、代价小”现象的形成，与有关政府部门的缺位、不作为甚至渎职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生产厂家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或受不到应有的处罚，与地方政府的保护也是分不开的。而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话题来说，如何规范那些主要面向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低档市场，加强对这类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孙立平/文摘自第52期《经济观察报》